《黑骑士的王国》是知名性学家李银河首部小说作品，收录了43则虐恋（BDSM）小说。在这些故事中，主人公或为7/24奴隸，或为多边恋组合，或为秘密性爱小组成员，或为因为被绑架转而喜欢虐恋的女子，或为喜欢性窒息快感游戏的同志，或为31世纪的女白领，或为古代的女王……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游戏规则，不同的感官刺激，只为探索虐恋的种种可能，为你奉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灵欲盛宴。
如果你内心有一种隐秘的欲望，厌倦平淡和麻木，追求超常、极致的快乐。
那么，欢迎来到黑骑士的王国。
在这里，快乐来自痛苦，满足来自屈辱，色欲来自流血的伤口。
在这里，爱情、欲望、虐恋，三位一体，带给你超凡脱俗的体验。
在这里，只有极致的性感、赤裸的人性、纯粹的欲望，时刻体验狂喜。
在这里，屈辱，痛苦，羞耻，是获得快乐的方式。
在这里，鞭打、捆绑、折磨，是表达爱意的途径。身上的鞭痕，是爱的印记。
冷酷的主人，主宰一切，他（她）是天堂，也是地狱。
卑微的奴隸，只是一具无名肉体，可供任意驱使。
虐恋，这是一场属于少数人的性感游戏。

自序/李银河 我一生囿于书斋，著作等身，但是真正全情投入的只有《虐恋亚文化》一书。1997年上半年，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为了做这项研究，天天泡在剑桥大学那收藏丰富的图书馆里读书查资料。从住处到图书馆，我每天都会走过剑河，常常在古旧的小石桥上，看着河中的涟漪，想着徐志摩的诗句，抚今追昔，流连忘返。 英国人酷爱虐恋，早在维多利亚时代，妓院都会备有专门从事虐恋类服务的设施和人员，一位专业女主人发明的专供鞭笞之用的“伯克利木马”闻名遐迩，爱好者趋之若鹜。所以在英国研究虐恋是非常恰当的，那里即使算不上虐恋的发祥地，也要算是个极其盛行的流行地吧。有的理论说，这跟英国人特别看重端庄的社交礼仪有关；也有理论则认为，这种爱好与英国的贵族学校盛行鞭笞惩罚有关。直到1997年，英国人还在为是否取消学校的鞭笞惩罚而争论不休。拘谨的英国电视节目中，在深夜11点以后常常会看到与虐恋有关的谈话节目和娱乐节目。 我从很小就对虐恋有感觉。有时会自我检讨：我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性呢？为什么别人的性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表达，而我的就如此可耻呢？仅仅因为喜欢的人少，它就可耻吗？仅仅因为别人不能理解，它就可耻吗？仅仅因为与众不同，它就可耻吗？它真的与众不同吗？有时我觉得，它只不过是在性欲从强到弱的色谱当中属于较强的一端、口味较重的一端，而较强的性欲就比较弱的性欲可耻吗？口味重就比口味轻可耻吗？有时我又想，它只不过是将性与惩罚、羞辱、权力联系在一起，把痛感与快感联系在一起，而与痛苦联系在一起的性欲就是可耻的吗？不同的社会学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人口中有5~30%的人有过虐恋实践；有10~49%的人有过虐恋想象。由此可见，即使虐恋的确是少数人的爱好，那也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少数。 福柯对虐恋的一个想法很值得关注，他说：“我不认为这一性实践运动会泄露或暴露出深藏于我们无意识中的虐恋倾向什么的。我认为虐恋远远超过了这个；它是对快感的新的可能性的真正创造，这种快感的可能性是人们以前从未体验到的。”福柯一直在纠正人们对性的一个看法，那就是从19世纪性学出现以来，所有的人在谈到性的时候都把它仅仅看做人类的无意识的生理欲望，而且把这些欲望细分为正常的和反常的，常态的和变态的。虐恋当然早就上了心理分析学中反常和变态的名单。福柯对这一性学理论的颠覆性思考在于：他把欲望置换成快乐（快感）。他不认为虐恋是性欲的一种偏离了正常轨道的变态，而仅仅把它视为人们追求快乐的一种方式、一种风格、一种对身体快感和人际关系的创造。如果我们按照福柯的想法来看待虐恋，将会是多么轻松和释怀啊。 除了被指为变态之外，虐恋遇到的最大非难来自激进女权主义者。她们认为，虐恋属于政治立场错误，罪名是“政治上不正确”（political incorrectness）。肯定虐恋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与这种指责展开辩论。这场论争旷日持久，被称为性战（sex war）。在我看来，对虐恋的这一指责完全是以偏概全，她们只看到虐恋活动中女性沦为男性的奴隶，被鞭打，被欺凌，没有看到虐恋爱好者人群中其实有更多的男人愿意成为女人的奴隶，更不必说还有许多男男之间的奴役关系和女女之间的奴役关系。我们绝不可以认为，男主女奴的关系就是政治上不正确，而女主男奴的关系就是政治上正确；我们也不可认为，只要是奴役的不平等的关系，就一定是政治立场错误。因为在虐恋活动当中，双方的权力关系是自愿的和游戏性质的，与政治立场和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平等与否基本无关。 据我所知，我所崇敬的大学问家福柯是虐恋爱好者，我所喜爱的美国著名女权主义人类学家葛尔•卢宾更是一位大张旗鼓的虐恋爱好者。我感到与他们心意相通，并且大受鼓舞。我对他们的学问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心向往之。我也因此而心中暗喜——我的爱好也因此不能算特别不登大雅之堂吧。我内心反倒觉得，它也许恰恰是“大雅”本身。虐恋的社会学特征是它的爱好者大多是社会中上层人士，听上去很奇怪，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孩子从小生活在粗粝的环境，爸爸天天痛打妈妈，他是绝不会对虐恋中的暴力美学有一点点感觉的，他厌恶还来不及；而精致的生长环境才能造就对性欲的这种精致的感觉，所以虐恋中蕴含着真正的优雅。 有一种观点认为：色情是贵族生活方式的产物。我以为虐恋也是如此。它不仅是在温饱不成问题的情况下才能有的，而且是在自由不成问题的情况下才能有的。如果一个人处于温饱不得保证的情况下，你就不能拿他的贫困状况开玩笑、做游戏；如果一个人处于暴力关系的威胁之下，你就不能拿他遭受暴力侵犯开玩笑、做游戏；如果一个人处于奴役状态下，你也不能拿他在奴役状态下受欺凌开玩笑、做游戏。换言之，对于那些做主人奴隶游戏的人来说，现实中的奴役关系必定已不存在；对于那些做暴力游戏的人来说，现实关系中的暴力必定已不存在。这就是虐恋活动的精华所在。它是贫乏的俗世生活中的奢侈品，是性感的极致，是人类性活动及生活方式的一个新创造，是少数最懂得享受生理与心理快感的人们的一个游戏，是人类感官的极限体验。 这种感觉不容易在现实中实现，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原欲受阻会升华为艺术、文学、美术、音乐，而这个集子当中的小说应当说就是我的原欲受阻的产物。我自己写的时候，身体是有感觉的；而有的读者看的时候，身体也是有感觉的。我喜欢这感觉。中国古文人云：志不出于淫荡。古人吟诗作画的抱负不过如此，我的抱负也不过如此。 《洛丽塔》的作者、文学巨匠纳博科夫曾提出过一个振聋发聩的论断：“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没有一个作家要费神去为肉感与美感（sensual and sensuous）的确切区分而操心。……在我看来，一部虚构的作品得以存在，仅仅在于它向我提供了我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审美快感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不知起于何因、来自何处、并与其他的存在状态相连结的一种存在观念，其中，艺术（奇特性、敏感性、亲切性、狂喜性）是标准。这样的作品并不多，其余所有的作品或者是谈论问题的无价值的文学作品，或者是某些人称之为观念文学的东西。”引这样长的一段话，目的是为我的小说“正名”，在这个小说集里，我没有费神去区分肉感和美感，虽然我所处的国度还不是一个纳博科夫意义上的自由国度，但是人的精神和想象力是不管什么国境线的。我希望，按照纳博科夫的标准，我的小说应当属于有价值的文学艺术的范畴。 小说写完之后，我曾怀着忐忑的心情问过友人冯唐，它们算不算好的文学。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委婉地说：“现在呈现的文字带了很多你作为优异社会学学者的特点。”我的确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主要的问题是，我的小说带有论文味道，而且我对写细节极其不耐烦。我在文学上除了欣赏和酷爱之外，也没有什么抱负。所以我宁愿把这本小说集当作我的虐恋研究的小说形式的图解来看，说得更直白一些，我想通过小说让大家知道虐恋是怎么一回事，喜欢虐恋游戏的是怎样一群人。当然，如果人们能从小说中看到一点点美，得到社会学研究知识之外的审美快感，那我就喜出望外了。 2012年7月

代序（冯唐）
李银河：
你好。
感谢你的信任，把你最近写的短篇小说集发来。因为内容涉及虐恋，你反复叮嘱，读完删除。你像绝大多数有真才学的人一样，没有自信，充满自尊，希望小环境和谐，忘记自己已经得到的一切，一辈子记得自己介意的点滴。你问我，这些小说值得写吗，值得发表吗？我看过之后，在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先想到的是另外一个每个真正的作家都躲不开的问题：我为什么写作？
这个问题，孔丘答过，拜伦答过，乔治·奥威尔答过，劳伦斯答过，亨利·米勒答过，海明威答过，库尔特·冯尼格答过，王小波答过。人有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作家有审美观、道德观、正义观、写作观，无可奈何花落去，躲也躲不开。
我记性不好，比背诵唐诗、宋词一定输，但是我直觉好，没背过的唐诗、宋词，掩上几个字，我常常能猜到，即使猜错，也常常比原来用的字格调高。老天赏饭，和自卑以及自尊无关，三月桃花开，躲也躲不开。
我也记不得我读过的先贤们的写作观，所以我按照自己体会的时间顺序，和你唠叨唠叨我为什么写作。
最早的时候，我小学五年级，我写作是为了学习汉语。
我那时初步掌握了一两千个汉语词汇，毛笔字练习柳公权和颜真卿。区里通知比赛作文，题目是“江山如此多娇”，我的语文老师是个热爱妇女的老右派，他说我对大自然似乎有感情，汉语词汇又多，逼我写一篇。我老妈是蒙古人，喝白酒，喝多了说蒙古话，唱悲伤的歌曲，趴在地上流眼泪和鼻涕。我没去过草原，写了一篇《我在草原》，后来才发现，另外一个学校有个胖男生，比我更无耻，他从来没在地面上仰望过星空，写了一篇《我在火星上望月亮》。我在作文里用了五种主要代词：“我、你、他、她、它”，用了接近三百个形容词。结果是那个胖男生得了一等奖，暑假去全国写作夏令营做交流；我得了二等奖，奖品是冰心的《寄小读者》和《再寄小读者》。
后来，我高中一年级，我写作是为了消除内心的肿胀。
我那时开始喜欢女生，觉得女生比榆叶梅好看，特别是在她们笑的时候，开始喜欢穿漂亮衣服在女生面前不经意地走来走去，开始喜欢抽烟、做古怪的数学和物理题、读《庄子》和《存在与时间》等等脱离日常吃喝拉撒的风雨中独自牛屄的活动。没抱过女生，但是已经开始有日本和欧美的毛片看，但是看毛片自摸只能消除裆下的肿胀，消除不了心里的肿胀。于是开始写，一本一本稿纸地写，一支一支圆珠笔地写，右手中指写得弯曲，十七八岁写完了第一个长篇小说，一个字接着一个字，十几万字，肿胀随着倾诉渐渐消失，我心里舒服了，也决定彻底忘记写作这件事，自己折磨自己可以，用折磨自己的方式折磨别人就不一定了。不写了，别人也不用看了，我开始用世俗的方式追逐世俗的幸福。
再后来，我在美国学MBA，我写作是为了消磨时光。
美国大好河山，但是与我无关。或许是唐诗、宋词看多了，外国姑娘不知道杜牧和柳永，我对于外国姑娘没有邪念，而周围的中国女生都是女战士，穿西装套装、盘头发、肉色丝袜、公文包，到处投简历、拓展社交圈子、拼命要进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我不喜运动，不迷恋歌星，习惯性不看电视，不爱在网上论坛吵架。窗外每天都有黑夜，黑夜一天比一天漫长，我打开电脑，开始码字，写自己第二个长篇小说，追忆我在医学院八年没能想明白的身体生长和没能泡透彻的拧巴女生。
再后来，我在国内干繁重的全职脑力劳动，我写作是为了打败时间。
2000年底，在被二十家出版社因为“颠覆传统道德”为理由拒绝之后，我出版了在美国消磨时间写的长篇小说。小说出版之前，周围很多人说好，我拿到纸书之后，直接打车去我常去的中国美术馆附近的三联书店，看我写的小说有没有上销售排行榜。没上。我不理解为什么，确定眼睛没看漏之后，打车回办公室，发现手机丢在出租车上。又过了两周，我再去，还是没上排行榜，再打车回办公室，这次手机没丢在出租车上。
那时候，每周工作八十个小时，几乎没在晚上两点之前合过眼，几乎没过过完整的周末，繁重的脑力劳动偶尔让大脑产生肌肉繁重体力劳动之后的酸痛感。在不需要工作的细碎的时间里，我在电脑上码字，欲念纠缠，对于现世，我幻想有一天，“文能知姓名”，千万双手在我面前挥舞，上街如果不戴墨镜，就有人问，你是不是谁谁？对于来世，我幻想五百年后的某一个春天，杨花满天，布谷鸟叫“布谷、布谷，光棍真苦，光棍真苦”，有个和我眉眼类似的少年，遇上和我少年时代一样的问题，翻开我的书，一行一行读完，叹了一口气，灵肉分离。
现在，我还在干繁重的全职脑力劳动，我写作是为了探索人性。
还是每周工作八十个小时，和人打交道的时间比和自己独处的时间多，在飞机上吃的饭比在地面上的多，坐着睡觉的时间比躺着睡觉的时间多。我不打高尔夫，我父母康泰，我无儿无女，我不纠缠欲念，我不在乎糟蹋自己的肉体，让颈椎、胸椎、腰椎、骶椎、尾椎长出细碎的增生和结节，在短暂放下工作的细碎时间里，我零敲碎打，总共写了五个长篇、三个杂文集、一个诗集、一个短篇小说集。我想想我少年时代的汉语文字英雄，司马迁、李白、杜牧、兰陵笑笑生、李渔、张岱，周作人、周树人、沈从文，王小波、王朔、阿城，我尽量客观地看，我看到，我血战古人而杀出重围，我长出了昆仑山巅半米高的我那棵野草，我遥待五百年后心地纯净的来者，之后，除了死亡、自宫、一言不发，我还能干点什么？
我不自主地跳出来，反观自我，我看它如同我看一切人类，它有它的短长，它有它和其他人类一样的局限，“我不是爱我自己，我是爱人类。我不是厌恶我自己，我是厌恶人类”。我不需要外求，我探索汉语的可能，我心中没有不能被说服的肿胀，我没有多少剩余的时间可以消磨，我不再痴迷五百年后文学史的写法，我想象我是个矿工，拿“小我”当矿山，人性无禁区，挖掘人性的各种侧面和底线，看到山崩地裂和天花乱坠，每天得道，每天可以没有明天。
所以说，银河，我看完你的小说，我看到清通简要的汉语，我看到你在写作这些小说时候的快感和惆怅，你消磨了你除了文字不能消磨的时光，你写了之前的汉语没有描述的人性。你经历了所有伟大而谦卑的作者所经历的一切光明与黑暗，你还纠结什么？你还期望更多什么？
除了自渡与渡人，其他毫无所有，毫无所谓。
顺颂笔健。